宜家避税方法学习

　　税务统计员洛伦茨?贾拉斯仔细看了宜家的收支平衡表后说：“在我的调查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企业……宜家通过合法的税收编排将它的税务负担从40%降到了15%左右。”

　　前几天有一篇文章，写宜家是如何做到持续的低价。持续的低价和价格战还是有所不同，前者是一种管理手段，后者则是一种营销手段。能够做到持续的低价，是公司管理效率高的另一种体现。也是众多消费品企业追求的目标。再看这篇宜家避税的文章，可能会让更多做企业的人对“当家方知柴米贵”沉沉的点几下头。

　　逃离瑞典

　　20世纪60年代末，宜家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已经有了六家机构中心。1970年代初，英格瓦在苏黎世附近的施普莱登巴赫选了一块地皮作为家具店店址。在经营过程中，英格瓦感到，对于一家瑞典企业来说，要在国外投资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在与斯德哥尔摩中央银行长时间磋商后，他才被允许提取500万瑞典克朗，但要启动在瑞士的生意，这点钱远远不够。另外，从瑞士赚到钱输回瑞典也必须通过一套麻烦的规程。

　　与此同时，社会民主党人长达几十年的执政彻底改变了瑞典的社会氛围，高税收，高福利的社会打击了企业家的积极性。正如德国作家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所言：“在这样的一个社会，有钱人似乎很少能笑得起来。是的，只因为税收……当他们感情受到伤害时，没有人会理解他们。”接着他写道，在瑞典，有钱人觉得自己是“多余、被忽视且没有希望的”。由于每个瑞典人都知道另一个人赚了多少钱，所以社会压力也大。年收入超过5万克朗的人，都会列在一份特殊的税务名单上。

　　如果想避免宜家不被遗产税拖垮，英格瓦一家只能移民了，因为他不想在他死后，宜家灰飞烟灭。20世纪70年代瑞典税法规定：遗产中只有35%可以归继承人所有，其余部分充公。而英格瓦的二次婚姻带来了三个孩子，宜家资产的35%再分作三份，宜家是否存在都是问题。

　　通过与妻子、律师商量，英格瓦决定移民到邻国丹麦。1973年，英格瓦一家来到丹麦，并把宜家的上层机构和主要办事机构搬了过来。在哥本哈根，人们对这个盼望已久的逃税人士的到来欢呼雀跃。

　　税收最小值

　　英格瓦避税的脚步并没有停止，他通过复杂的公司结构和资产结构使宜家在世界范围内通过合法途径将税收减少到最小值。英格瓦的方式是，将宜家理念的使用权转给一家独立于家具店的公司(英特艾基系统有限公司)，这给宜家在缴税方面带来了很大的操作空间。

　　因为宜家家具店必须为使用宜家销售理念支付给这个公司一笔许可费，所以全球宜家公司网所创造的利润就会受到影响。如果宜家的高级管理层想压缩某国分公司的利润，只要提高该国销售公司缴纳的许可费。一个极端的情况，如果当地家具店在缴费之后没有利润剩余，那么就不用纳任何税了。

　　比如说宜家的德国子公司都有对应的比利时合作中心，所谓的比利时合作中心是一些金融公司，这些位于比利时的子公司在大公司内部提供金融和市场营销服务。它们的利润也少得可怜，它们的作用是：一家公司的比利时合作中心把商标名卖给对应的德国子公司，并且价格昂贵。但这家子公司并不支付现金，而是通过贷款支付。

　　通过这种方式，它们可以安全地跳过德国国库，因为支付商标和贷款后，德国财政部门面前的这家德国子公司已经很穷了。它几乎不用纳税。同时，在这种公司形式下，比利时国库所收的税收也是最小值。税务统计员洛伦茨?贾拉斯仔细看了宜家的收支平衡表后说：“在我的调查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企业……宜家通过合法的税收编排将它的税务负担从40%降到了15%左右。”

　　长期以来，社会观察家不断在批评宜家逃避应该缴纳的税款。沃尔夫冈?参克1996年在《时代》上写道：“只要在瑞典和德国这样的福利国家碰到税收方面的问题，英格瓦?坎普拉德就会把自己的社会良知丢却。”而英格瓦在1980年代写道：“比起用在国家方面，我们可以把钱用得更好。”与戴姆勒?克莱斯勒和德意志银行等上市公司不同，宜家没有公开其利润和税收项目的义务。2003年《明星》以宜家故事为封面文章，指出宜家在德国应缴纳的税款为3000万欧元。两年后，电视杂志Monitor的调查员去宜家询问纳税情况，宜家没有答复。

　　英格瓦并不为这种伎俩感到羞愧，他说：“每个节省下来的克朗都会省着花，税收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