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政府现在的搞法让我们离小康更远

　　从先行国家工业化历程看，它们在不同时期采取了不同的增长方式，增长的驱动力量有变化，主导产业也各不相同。从中国的资源禀赋情况看，实现这一转变尤其显得迫切

　　为什么我们这些年来政府一再提出要转变增长方式却始终转不过来，而要提高增长速度又总是回到老增长模式和传统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上去，主要的难点在于存在着实现这种转移的体制性障碍

　　要消除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性障碍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又在哪里？关键中的关键在于政府，在于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应当坚决从越位的地方退出来，把这些自己不该管的事交回给市场、企业和社群组织去管理。另外一方面，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有一些责无旁贷的基本职能。在这些方面，现在政府还没有管或者管得还不够好，需要作认真的努力

　　从明年开始的“十一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在这新年即将开始的时刻，很有必要研究一下我们怎样才能在2020年实现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我看最基本的一条，就是要用科学发展观来统领发展的全局。过去我们一讲起发展目标，常常只强调GDP的数量增长这一条，而丢掉了其他目标。现在我们必须对发展作全面的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

　　这样讲，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长不重要，因为全面小康毕竟要以经济增长作为物质生产基础。问题并不在于我们是否应当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而在于以什么方式实现增长和这种较快的增长能否持续。如果采取外延（粗放）的增长方式，国民经济可以在短时期内增长得很快，但是它不可持续，而且全面小康社会所要求的其他方面优化，比如说生态环境，倒反受到了损害。这就离小康的目标越来越远了。

　　从先行国家工业化历程看，它们在不同时期采取了不同的增长方式，增长的驱动力量有变化，主导产业也各不相同。在18世纪后期开始的“早期经济增长”中驱动的力量是资本和其他资源的投入，主导的产业是重化工业。在19世纪后期开始的“现代经济增长”中，驱动的力量变为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靠的是服务业和制造业、农业相融合的产业化推动。到了20世纪后期，主要的技术进步体现在信息技术（IT）的广泛运用上。它渗透到各个产业中，提高了经济的整体效率。就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而言，我们早就应当实现增长方式由外延（粗放）到内涵（集约）的转变，但是迟迟没有能够实现。

　　从中国的资源禀赋情况看，实现这一转变尤其显得迫切。中国资源禀赋的基本情况是：人力资源丰富，自然资源贫乏，资本资源紧缺，生态环境脆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尤其不能采取别人在早期经济增长中实行过、并引致了严重经济后果的增长模式，而必须在“十一五”期间实现根本转变。

　　根据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验和我国的实际情况，转变增长方式可以通过以下四个方面来进行：第一，加快科学和技术进步，促进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在经济各个领域中的应用，鼓励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加快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加大教育等人力资本的投入，发展“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教育体系。

　　第二，加快服务业的发展。先行的工业化国家从早期经济增长模式向现代经济增长模式转化的一项很重要的内容，是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实际上到了20世纪，工业化的概念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讲的不光是发展工业，而是发展用现代技术武装起来的服务业与制造业、农业相融合的产业，或者叫做“产业化”。现代制造业本身包含了许多服务的成分，例如研发、设计、品牌营销、售后服务、金融服务，等等；甚至有些制造业企业变成以各种服务为主要的业务内容。在计划经济时代，根本否认服务业活动是生产活动。这种认识严重压抑了我国服务业的发展。20世纪后期理论经济学在信息经济学等方面的突破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发展服务业对于提高经济整体效率的重大意义。交易成本在社会总成本中所占的比重愈来愈高，而服务业的发展对于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整个社会的效益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交易成本却很高的国家来说，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的服务业，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第三，“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这是一个党中央和国务院早就提出的口号。不过在我们这里存在着一个认识误区，这就是用早期经济增长中所谓“物质生产”的概念去看待信息产业，只重硬件而轻视软件和服务。事实上，信息产业基本上是一种服务业，它的主要作用是通过自己的信息服务改善各行各业的信息机制，降低它们的信息成本，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益。

　　第四，努力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非农产业的转移。目前我国由于农业相对低效而城镇工商业相对高效，如果我们能够为农村富余劳动力创造尽可能多的城镇工作岗位，加快这种转移，将大大有利于缩小城乡生活水平的差别和提高整体效率。 那么，实现以上各点的难点在哪里呢？我认为，主要的难点在于存在着实现这种转移的体制性障碍。

　　为什么我们这些年来政府一再提出要转变增长方式却始终转不过来，而要提高增长速度又总是回到老增长模式和传统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上去，看来有以下体制上的原因：⑴各级政府仍然掌握着配置土地、资金等重要资源的过大权利；⑵体现政府官员政绩的主要指标，不是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而是GDP的数量扩张；⑶各级预算的主要收入来源，是直接与产值相联系的生产型增值税；⑷行政定价制度造成的土地等自然资源，信贷、劳动力等主要生产要素价格的严重扭曲和低估。

　　与此同时，行政化、官本位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体制和不够健全的法律和执法体系，也妨碍了技术、管理等专业人员积极性的发挥和服务业的发展。

　　为了消除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性障碍，出路在于不折不扣地执行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起来。

　　那么，要消除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性障碍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又在哪里？在我看来，关键中的关键在于政府，在于政府职能的转变。前面讲到的那些体制性障碍，都是跟政府有关的。正像温家宝总理在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所说的，“目前各级政府仍然管了许多不应该管又管不好的事，而不少应该由政府管理的事却没有管好。”

　　根据这种情况，政府应当坚决从越位的地方退出来，把这些自己不该管的事交回给市场、企业和社群组织去管理。